在家属们最终的商议下,还是决定放弃临终治疗，并趁着病情尚在稳定阶段下，让老人出院。
子女们都希望老人待在家里享受最后的陪伴。
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,家属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。
在老人出院的第三天早上，她又被120送到了急诊。
恰巧,当天还是汤茜当班。她听送病人来的救护大哥说，老人刚回家就因为久病厌世,嚷嚷着不想活了，嘴里喊着要自杀。
因为这是老人最近经常挂在嘴边的，一直相安无事，家属们也都放松了警惕。
今天早上,大儿子和儿媳去早市买菜,让老太太一个人在家睡觉。
老两口一回来，就看见老人倒在血泊中。
汤茜接诊了老人后，发现问题非同小可。
一氧化碳中毒（开煤气），吞药（家属说把家中所有的药都吞进去了）,割腕（目测已经深及动脉）,几乎是所有可能执行的自杀手段全用上了……
老人到医院时,已经呈现重度昏迷与出血性休克,再加上多病体虚及年纪大,肝脏肾脏都已经出现了衰竭现象。
由于休克与意识不清,有必要立即插管,虽然护士们已经第一时间将割腕的伤口加压包扎，但渗出的血依旧止不住，最后可能要到手术室去止血。
汤茜身为第一线处置医生，当时脑子里条件反射地想得全是医疗处置的决策。
紧急的伤情让她必须在短时间被判断“该怎么救？”
没太多时间思考着“是否应该救治？”
因此，汤茜条件反射进行着标准的外伤处置步骤,为了保证老人的呼吸，血压维持正常，她也給老人插了管。
此时老人的家属接到母亲自杀的消息后，陆续的赶到医院。
家属们见到汤茜在抢救老人，直接冲进抢救室，出言制止：“我们不是已经强调过了不要急救吗？为什么要给我妈妈插管？”
汤茜一惊，忘记了前几天才签署过的同意书。
但基于职业职责，家属虽然签署了“放弃急救同意书”，但这份声明的效力也仅限于与癌症末期相关的病危情况，如果有其他无关的突发情况，理论上医生不能置之不理，见死不救。
为了减少争议，汤茜只能详细说明给家属听。
“如果病人的危机状况是癌症末期所致，当初的同意书当然有其效力。但眼前的问题显然是新发生的事件，况且现在病人正处于大量失血的状态，如果不治疗就会流血而死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，是否坚持之前的决定，我建议各位家属必须再次斟酌。”
停了一下，汤茜又补充道：“当然，如果你们还是决定拒绝插管和后续手术，我也会尊重。”
或许这样的举动有违医生“救死扶伤”的准则，但在这个重视医患沟通的时代，家属的态度与决定往往才是医疗方向的主导。
家属们再一次陷入集体沉默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再次没有人能够拿主意。